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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行囊:右岸左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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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打破教师“铁饭碗”与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  

2007-03-22 09:08:00|  分类: 篱外撷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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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打破教师“铁饭碗”与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


打破教师“铁饭碗”让我心惊肉跳


                                                                                     2007年03月16日 09:00:47  来源:中国青年报

    日前,海南省教育厅直属中学校长、副校长聘任仪式在海中举行,海南中学、国兴中学、海师附中三所学校的9位校长和副校长应聘上岗。省教育厅分别与他们签订了3年的聘任合同,不仅新进教师实行聘用制,原有教职工也要陆续由行政任用关系转向聘用关系。在聘任期内,还要制定一系列目标进行考核。(《海南日报》3月13日)

    教师的“铁饭碗”该不该打破,这个问题,要客观分析。

    诚然,教师应该有敬业精神。所谓“教不严,师之惰”,“懒惰”的教师也是自古就有的。然而,要增强教师的敬业精神,断断不可随便拿教师的饭碗来相威胁。当前中国的教育缺乏一套真正科学完善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校长要由政府部门官员聘任,而教师又将由校长聘任,所以,打破教师“铁饭碗”的结果,将是使广大教师不得不为了自己的饭碗,而奉校长、部门官员如“衣食父母”,教师将彻底沦落为权力的奴仆,而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知。为了自己的饭碗,教师将不得不对官员们唯唯诺诺,“官本位”思想将更加严重。如此,何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实之学术!“科教兴国”从何谈起!

    相比于中小学教师,谁的“铁饭碗”更要首先被打破呢?众所周知,虽然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打破三铁”之说,但公务员的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是不会被触动的。最近两会,有人建议说要废除领导干部待遇终身制,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每年公务员考试数十万人争抢一两万个岗位的,已足以证明当官是当前中国最为稳当的好职业。官员们始终拥有“三铁”,而教师却得时刻担心连饭碗都被打破,如何能科教兴国?

    当然,一个社会不能缺少官员,官员们尽忠职守服务民众也是社会之福,但问题是,如果官员们始终拥有“三铁”,成为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整个社会弥漫着“官本位”的风气,而教师职业反而不稳定,甚至朝不保夕,那么,人们就将以追逐权力为荣而不是以追逐知识为荣。如此,科学发展就会停滞,民族的创新精神就会逐步丧失。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科举取士”,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官,这正是导致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科技日渐衰落的重要原因。

    在这次两会上,不乏有要“尊师重教”之声。教育部部长周济也称:“骂教育部可以,但不能骂老师,骂老师对孩子不好。老师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教师行业是一个神圣的事业。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我认为,我们的老师在社会上是一支最敬业、最具有奉献精神的队伍。大家对老师要多理解一些,多帮助一些,多表扬一些。”

    教师职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他们需要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这样才能安心于学术,潜心于教书育人。诚然,对于极少数不务正业的教师,是应该加强管理的,但相对于各级官员,教师更有资格拥有“铁饭碗”。
                                                    (邓清波)





□□看看 日本“中流社会”这面镜子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为何日本政府不惜丢失“公正”,也要维护“平均”?

  在学习日本经验时,人们忽略了其维护社会稳定的好做法。甚至,日本也在改革中将那些好东西扫进历史垃圾箱,而面临“社会差距”新难题。日本的经验教训,或可成为我们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面镜子。

  “杀富济贫”为减压从经济发展史看,大凡经济快速增长,总会产生社会扭曲,形成执政压力。日本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不惜丢失“公正”,也要维护“平均”。其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对高生产率企业、高收入群体及快速发展的核心城市,提高税率,然后将税收再分配给偏远地区,补贴给低生产率的农业、落后的服务产业等。这也曾被称为“向后看的杀富济贫”。从结果看,当时的日本正是用这套政策,完成了“社会再分配体制”建设。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转移”、所得税的源泉征收、累进递增,实现了举国一致的“中流社会”,极大地减轻了社会扭曲带来的执政压力。企业稳定则社会稳定日本的“中流社会”,不仅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最小化,还表现为国民社会地位的均等化,道德、行为准则的一致化,以及经济、社会、政治的协调和系统化。在企业经营上,战后日本企业通过实行内部晋升、终身雇佣以及年功序列等制度,形成了“不用物质刺激的激励机制”。在日本,“终身雇佣”并不是企业的承诺,而是一种“默契”。正是这种默契,给员工发出了明确信号:只要勤奋、奉献,就可长期被聘用。

  企业的存续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息息相关。自上世纪60年代,为避免企业并购,日本政府推动企业确立了“相互持股制度”,即银行、企业、商社相互持股,共保利益。同时,企业的单股定价高不可攀,个人无法炒股,衍生了国民高储蓄率。而大藏省对银行的保护制度又给国民储蓄吃了定心丸。高就业、低失业与高储蓄,形成了“中流社会”的基本骨架。

  特别强调“社会公平”

  稳定农村、维护社会基础,是日本“中流社会”的另一条经验。尽管日本的农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日本政府对农民利益和地位的保护毫不含糊,坚决抵制牺牲农业,换取经济高速增长。战后,日本经过农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针对经济高速增长,又实行了严厉的土地征用管制,从未搞过“农民大迁徙”。农村的自然景观、山涧的原始状态,与农民自由而有序的活动,形成了农村稳定、繁荣的新气象。战后,日本没有借鉴美国城市发展模式,而是积极发展铁路系统。国民一致,没有特权;局长通勤坐电车,一点都不新鲜。由此形成了“自然的公平,天然的和谐”和浓郁的“集体意识”。

  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中流社会”是日本维护经济速度与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但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日本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压力。过去那种“杀富济贫”的制度,无法保证日本的全球竞争力。因此小泉上台后,推行企业制度、金融制度以及行政、财政全面改革。改革引起了中小企业破产风潮,也导致“终身雇佣”的治理方式变调,正式员工急剧削减、派遣工、小时工比例上升,既不学习,也不工作的“自由人”随处可见。而2004年,日本又修订了养老金制度,规定到2017年,企业养老金保险费率由现行的13.5%,逐年调到18.3%。人们对未来充满不安。

  从日本的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特定时期,对于社会公平的强调,不会造成经济的停滞。这或许是现在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反过头来需要思考的东西。

                                                                   (据《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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