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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行囊:右岸左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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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劼人小说研究综述  

2012-04-12 22:42:20|  分类: 文学空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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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劼人小说研究综述 - 右岸左人 - 烟雨行囊:右岸左人的博客
        李劼人小说研究综述

 

                                                                             李先宇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400047)


    摘 要:李劼人作为一个大作家,其文学史的地位日益得到提高,他的价值透过历史的尘埃,重新得到认可。目前学术界对其小说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作品的文学史地位研究;小说与传统文化、区域文化影响的研究;小说与外来文化、文学影响的研究;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研究及其他类研究等方面。研究视野日益开阔,但还有未开垦的处女地。
    关键词:李劼人;小说研究;综述


    李劼人作为新文学史上一个重要作家却长期被忽视,这其中主要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意遮蔽,由于他既非京派又非海派;既非延安派,又非“左联”,又非共产党员。
    曹聚仁说:“他的写实手法。也正是为着政治成见的人所不快意的,因之,他的小说,一直不为着门户之见的文坛所称许。若干政见很深的文艺家,不独不曾读李氏的小说,几乎连李劼人的姓氏,也不甚了解呢。”再加上在创作中离群索居,他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一直“蜗居”于巴山蜀水间,远离文化中心,这也是他不为人知的重要原因。最早对李劼人作出评价的是郭沫若先生,他首次认为李劼人是“中国的左拉”,《大波》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直到50年代初曹聚仁也认为“现代中国小说作家之中,李劼人的几种长篇小说,其成就还在茅盾、巴金之上。”认为“从写作技巧上说,李氏也一个很成熟的作家。”[1]251-252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司马长风把李劼人作为我国三十年代长篇小说的七大家之一,他认为“李氏的风格沉实,规模宏大,长于结构,而个别人物与景物的描写又极细致生动,有直逼福楼拜、托尔斯泰的气魄。”[2]51-54在司马长风的慧眼下李劼人第一次走进文学史。
杨义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第八章中,把李劼人列为四川乡土作家群中的大家之首。他从“白话小说的早行者”“、锲而不舍地创作近代长篇”“、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的特色”三个方面,较全面的做了分析评价,还认为“李劼人的成功,正是把外国近代的小说意识,不着痕迹地溶解在东方文学的趣味和手法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开放的,而又具有民族特色的创作个性。”相对于内地李劼人研究生态环境的恶劣,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研究更显得可贵,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李劼人在国外早就被很多学者关注。法国翻译家温晋仪女士在法译本《死水微澜》的前言中,说李劼人的书是“中西影响相融合的一个范例”。
在欧美也有不少人翻译研究李劼人的作品。日本翻译家竹内实翻译了李劼人的“大河小说”,盛赞他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日本评论家花田清辉把他与明治时代的岛畸藤村相提并论。1971年“,日本河出书房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丛书,计十二大本,六本是二人或多人合辑。
    如老舍和巴金为第四辑,曹禺和郁达夫为第六辑;独自成辑者仅有李劼人、鲁迅、郭沫若、茅盾、赵树理、曲波六人,可见李氏作品的比重。”[3]456-457在国内,目前李劼人研究专著只有李士文的《李劼人的生平和创作》一本,论文集六本:《李劼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李劼人小说的史诗追求》、《李劼人研究》1996年、《李劼人与菱窠》、《李劼人的人品和文品》、《李劼人研究》2008年。结合以上论文集及近年来的单篇论文,有关李劼人小说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李劼人作品的文学史地位研究

 李士文在《晨曦薄露与旭日初升———李劼人早期小说和〈狂人日记〉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一文中认为,“从结合内容、形式和语言三点要求于一炉来说,他们则是当时罕见的新事物”“、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李劼人早期小说好比晨曦薄露,《狂人日记》好比旭日初升。”[4]58杨继兴的《长篇历史小说传统形式的突破———论李劼人小说的独创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分析了《大波》三部曲的创作模式,认为长篇历史小说在李劼人手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是中国长篇小说的一次空前的解放,标志着这一叙事文学的特殊种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4]16谢武军的《李劼人的创作在我国长篇历史小说中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在语言形式上,摆脱文言或半文半白而发展为现代白话文;体裁格式打破章回体旧历,洗脱“说话”痕迹;实现了世情小说手法与外国文学传统的融合。杨联芬的《从曾朴到李劼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形成》认为,中国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开拓者是曾朴,完成者是李劼人,由于五四以来中国作家借鉴西方更多注重精神忽视艺术,因此没有形成曾朴、李劼人式的现代历史小说潮流,而茅盾式的“社会剖析小说”成为以后最常见的形式。
    刘再复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中说道:“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Q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倘若让我来设计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那么,我将把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大波》作为最重要的一章。很奇怪,李劼人的成就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国内的小说史教科书相互因循,复制性很强,思维点老停留在一些‘鲁郭茅、巴老曹’的名字之上,而对李劼人则轻描淡写,完全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价值。”[5]虽然他的话还有商榷的地方,但的确发人深思。同样,2004年,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答《南方周末》记者书面采访时也说:“对能够阅读并欣赏中国文学的人而言,鲁迅、李劼人、沈从文和和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显然是足以登上世界文坛的。”丁帆、李兴阳的《历史的微澜荡漾在现代转折点上———李劼人〈死水微澜〉论析》中认为,不论是中国文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型,还是中国乡土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由东往西渐次推进,从中心到边缘不断散播,李劼人和他的《死水微澜》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历史存在。[6]丁帆还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列专节分析李劼人与《死水微澜》,并给予高度评价。杨义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为李劼人列专节,具有开拓意义。至当下很多文学史中,虽然李劼人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得到很大的承认,但总的来说还是很陈旧。
二、李劼人小说与传统文化、区域文化影响的研究

李士文《李劼人小说的乡土文学特色》一文,从地域文化状貌、人的心理素质特点、地方语言的运用、风土人情的描写等方面论述了大波三部曲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为后来的研究者从民俗、历史、文化等角度的论述奠定了基础。
艾芦的《“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李劼人三部曲的地方色彩与生活情调》[4]134论述李劼人对成都风土、人情的描绘。“三部曲”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可与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比美的历史风俗画卷。在这幅画卷中,清末四川社会从官场到市并,从城市到乡镇许多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尽收眼底。1994年邓经武的《论李劼人创作的巴蜀文化因子》[7]谈到,李劼人对乡土文化的皈依意识,作品中的人物语言、性格、服饰起居无不具有蜀地特征,是一部巴蜀风俗史,李劼人小说受推崇的主要原因在于生存状态的风俗化,特定时代的心理化。周华的《论巴蜀文化与李劼人小说》[8]97-117也很有代表性,文章主要从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落脚,论述了巴蜀文化的史传传统形成了李劼人小说“近代《华阳国志》”的特征。刘宁的《试论李劼人三部曲的宗教现象》[9]120,选择了中国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冲突与交融,以及川西民俗中的宗教意蕴来说明李劼人三部曲的贡献。罗明的《成都的地域习俗与日常生活的精神方式》[10]一文中,对成都历史上的习俗、精神方式作了回溯,探讨了社会转型期,习俗的文化遗存与现代社会生活、精神方式的内在联系,也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张勇的《郭沫若、李劼人与巴蜀文化》[11]把巴蜀分开,认为从主要创作倾向而言,郭更多的受巴文化的影响,李更明显体现蜀文化的特色。张建锋的《区域文化视野下的的四川文学》[12]认为巴蜀文化,体现在小说空间上巴蜀地域化,致力于各种人物形象的塑造,用巴蜀乡音“讲古”“摆龙门阵”,具有四川民间文学的特征。
秦弓的《李劼人小说与川味叙事的独创性》[13]是值得注意的一篇,他认为李劼人开创了以民间生活的风俗画来反应重大历史变迁的先河,艺术虚构与历史框架的坚实性结合得较融洽,叙事结构吸取了摆龙门阵与川剧帮腔的特点,叙事语调带川味的幽默,人物及描述语言都带有巴蜀韵味。
    曾绍义、邓伟在《李劼人历史小说与巴蜀文化新论》[14]124-128中,作者认为李劼人的历史小说深层地体现了巴蜀地域民间精神的影响,让读者清晰感受到市民阶层的文化趣味,其小说艺术形式上的巴蜀意味体现在地域的指认性、方言语用、叙事方式、幽默的运用。权绘锦的《李劼人历史小说中的传统审美因素》[15]一文,试图用美国人浦安迪所说的“奇书系列”,以“明清长篇白话小说为参照,通过探讨二者在结构方式、人物形象塑造、描写艺术和修辞美学方面的相似或可类比之处,以期达到变换研究思路和拓展研究空间的目的。”本文的视角较有新意,他以本民族文学传统为参照重新评价分析现代作家作品,拓展了研究空间,使传统美学的潜在价值得到重视和发扬。
    郝明工先生在《现代巴蜀作家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16]一文中,他认为,“在区域文学书写之中,同样也可以进行小说的历史叙事,并且这一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贯通山光水色与时局动荡这两方面。”表明李劼人具备了从中国到世界的文学视野,通过进行区域文化的文本扩张与融合,最大限度地追求区域文学叙事的史诗性,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提供了典范性文本,推动了区域文学的持续发展。这些都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很多有益的启发。
三、李劼人小说与外来文化、文学影响的研究

 王锦厚的《蔡大嫂与包法利夫人》,作者认为从情节上看“选择安排足以表现人生本来面目的素材”,从故事上看“以普通人为主,准确细致的刻画见长”,从环境上看“都注意背景的准确,风俗的渲染”。伍加伦的《李劼人与法国文学》[4]228-303梳理了法国自然主义的发展过程,李劼人受以左拉、福楼拜、纳魏党的影响,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深受法兰西精神的熏陶,但仍然是民族的,保留着特有的地方色彩,坚持民族的独立性。张义奇的《论世界文学背景中的李劼人》[8]238-262一文,把李劼人小说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下,论述了世界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冲击,从李劼人与人道主义、李劼人与弗洛伊德主义,李劼人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李劼人在现代文学史上历史坐标五个方面较全面的论述了李劼人与西方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他第一次把弗洛伊德主义用来分析李劼人作品,很有创新意识。但总体说来,李劼人小说与外来文化、文学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有较大的研究空白,研究者还可以从李劼人与外国作家有哪些更具体的联系等角度突入。
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
    最早对李劼人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要数日本的海谷宽了。他在日本文学杂志《野草》1971年第三期上发表的《关于李劼人的文学》一文中,认为徳田秋声、田山花袋和李劼人一样有效的写了大量的生活细节,但李劼人带古典主义倾向,而没有日本自然主义的可怜相。
    “现代日本作家要描写某个片段,或由于拘泥于手法,硬使某些编造出来的人物登场……而李劼人不是这样……他是原原本本地写出了历史的潮流的。李劼人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对历史加工。”[3]463-467文中,他还认为李劼人的思想并不是向心性的,而是一种扩散性的,“李劼人所经过的环境的外援、周围以及其地区性、风土性、历史性等,是一个多重的整体,而他对这个汇集起来的整体,是无比爱惜的,李劼人就是这样一个感情深厚的作家”,海谷宽还看到日本文学对性闭口不谈,而李劼人却原原本本的写下来。40年前的文章我们今天看起来,仍让我们佩服海谷宽的眼光与胆量。
    郜元宝的《影响与偏离———略谈〈死水微澜〉与〈包法利夫人〉及其他》[17]文章分析了《死水微澜》对《包法利夫人》某些“亦步亦趋”的模仿和借鉴,也揭示出在宗教观念、时代精神等方面对后者的偏离,“艺术一旦不负有把握历史规律或宣喻历史真相的使命就更容易接近艺术本身。”郜元宝认为只有继续用李劼人式的非道德的人性的眼光来考察中国的文学,才能改变被“他者”观赏的对象。目前,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点作的还不够,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五、李劼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研究

 李劼人的小说里人物众多,有不少性格鲜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塑造了一群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与众不同的妇女形象,充满魅力令人回味。在李士文的专著中,他分专节对蔡大嫂、罗歪嘴、顾天成、郝达三和顾辉堂等人物作了很详细的分析,但由于时代的生态环境所限,不可避免的带有阶级论的色彩,但他也奠定了人物形象研究的基础。谭兴国的《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论〈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认为蔡大嫂不作封建礼教的奴隶,也不作丈夫和情人的奴隶,她的深谋远虑甚至可以与王熙凤一比高下。李左人的《论蔡大嫂的性格运动》[4]165-19把蔡大嫂性格发展分四个阶段:小家碧玉邓幺姑,掌柜蔡大嫂,罗哥的情人蔡大嫂,大户人家太太顾三太太,也是主要从阶级变化的角度论述。李左人90年代的两篇文章很有代表性,一篇是《时代转捩点中的“转捩人物”———论蔡大嫂黄太太与妇女个性解放》,文章从个性解放的角度把两者作对比,并指出在叛逆女性形象中的历史地位及在艺术创造上的意义,认为李劼人突破了小说传统悲剧人物模式,开创了新的范式。在另一篇《超越世俗超越时代———论李劼人的妇女个性解放观》[18]372,文章从蔡大嫂黄太太形象塑造和有关论述两方面看李劼人的妇女解放观,从中看出作者的矛盾性:既要肯定妇女个性解放,又要卫护社会道德。与矛盾统一中,“凝聚生活原生态,这便使小说显得更深厚、更丰富、更复杂”。蜀民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奇特命运———论〈天魔舞〉中的白知时》[8]198-207一文,注意到平时较少受关注的抗战时期的作品,并对一个“畸形社会中的学究”在“国难与人生的十字路口”,作出了“奇特的选择”体现了“强者的本质”。李左人的《论李劼人三部曲中的伍大嫂》中,认为她的人生经历可分四个阶段:少女王四姑,新媳妇伍大嫂,暗娼伍大嫂、郝又三的情妇,认为伍大嫂“由一个虽十分泼辣却非常单纯的少女,变为一个不失温柔却历尽沧桑的风尘少妇,不仅是性格‘泼辣’特征程度的减弱,或质的变异,更有若干新质的增生”。谭丹的《论〈死水微澜〉中的钟幺嫂》[9]53-81一文,选择了次要人物,为我们如何安排次要人物完成他们在结构上的搭桥作用,使他们具有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而不沦为道具,都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李劼人的女儿李眉的《〈死水微澜〉中几个人物的原型》,从史料上为我们研究其人物及思想提供了特别的视角。
胡玉伟的《李劼人:文化互动中的女性书写———“大河小说”情爱模式的文化寻绎》[18]382-397一文,是值得注意的。
他看到李劼人坚持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使他的个人化书写超越了主流叙事,也是对“五四”中“人的解放”这一核心命题的坚持与发展,但其作品中为女性安排的环境宽松,未受时代精神的束缚,未能真正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对女性的关注始终停留在自然生命的层面滑动,世俗的关怀淹没了精神上的探索和追求。
六、其他类研究
    近年来,李劼人小说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有不少属于李劼人思想、生活、身份变化的研究,还有少量涉及到小说改编为影视的研究,但显得很单薄,有待提升。李士文的《李劼人的生平与创作》注重其思想的研究。也有一些李劼人的生活轶事包括美食、实业、、藏书、故居“菱窠”与《风土什志》等资料收集与研究。雷兵的《“改行的作家”:市长李劼人角色认同的困窘(1950-1962)》[19],该文以史料见长,剖析了在新社会中李劼人工作与思想的尴尬,在作家与市长的双重身份中的困窘,为研究者提供了新视角。冯勤的《“独特”的背后:非正统的现代杂家———关于李劼人思想建构特点的一种解析》[20]50-53认为,李劼人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中不拘泥于传统的方志特色的形成,根源在于其非传统的“杂家”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开放视野和杂取互融的倾向。他思想建构上的现代“杂家”的特点促其开创了现代历史小说新形势,在现代小说史上是一种文体革命。王永兵的《论李劼人长篇三部曲的现代艺术形式》[21]50-53一文认为,李劼人是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作家,他的三部曲是一部具有浓厚现代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种现代色彩表现在形式上,是对传统历史小说的一种讽拟或滑稽化,同时大胆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手法,具体体现在人物塑造、结构形式、语言模式等纬度,从而使长篇小说样式得以改造,但他也认为李劼人小说在艺术上带有明显的过渡性。除此以外,近年来还涉及到《大波》版本的研究,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改写后的《大波》与三十年代的《大波》之间的异同,寻找其深层因素。此外,研究也另辟蹊径,以学科交叉视角来尝试,如张建锋的《李劼人“三部曲”的民俗学价值》[22],他认为李劼人小说是成都民俗的活化石、变迁史和多棱镜。李思屈的《城市意象和一个城市的生命:论李劼人笔下的成都及其当代价值》[3]260,文章根据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几个方面,对李劼人笔下的成都及其当代价值作出了合理解释,他认为“李劼人的文学世界里,本身就是一座伟大的非物质形态的成都文化博物馆,是保存老成都意象最完整的画廊,是成都文化的活化石———成都方言的重要语料库。”近些年,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因循陈旧重复较多,很少看到有新意之作。这些还有待于学术研究生态环境的改善,学者自身视野及学养的提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李劼人二三十年代翻译小说的研究几乎没有,而在四十年他又重译早年翻译过的一些小说,对这些问题研究者的视角还未触及,这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


参考文献:
[1]曹聚仁.文坛五十年[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
[2]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中心民国八十年版.
[3]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李劼人研究学会.李劼人研究[C].成都:巴蜀书社,2008.
[4]李劼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5]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J].北京文学,1999(8).
[6]丁帆,李兴阳.历史的微澜荡漾在现代转折点上———李劼人《死水微澜》论析[J].天府新论,2007(3).
[7]邓经武.论李劼人创作的巴蜀文化因子[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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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秦弓.李劼人小说与川味叙事的独创性[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1).
[14]曾绍义、邓伟.李劼人历史小说与巴蜀文化新论[C]//李诚.巴蜀文化研究:第一期.成都:巴蜀书社,2004.
[15]权绘锦.李劼人历史小说中的传统审美因素[J].理论与创作,2004(5).
[16]郝明工.现代巴蜀作家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区域文学[J].重庆社会科学,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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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冯勤.“独特”的背后:非正统的现代杂家———关于李劼人思想建构特点的一种解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21]王永兵.论李劼人长篇三部曲的现代艺术形式[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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