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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行囊:右岸左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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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鲜活的民族风情 ——论长篇小说《女儿谷:1937》的情节艺术  

2016-08-31 16:44:42|  分类: 文学空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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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鲜活的民族风情 - 右岸左人 - 烟雨行囊:右岸左人的博客

                                 

                                  留住鲜活的民族风情

                               ——论长篇小说《女儿谷:1937》的情节艺术


                                                               燕世超

                                      (汕头大学;广东,汕头,515063

【摘要】《女儿谷:1937》是一部长篇文化人类学小说,它借助情节艺术形象地再现了四川鲜水河扎坝鲜活的走婚风情,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值得主流社会人们反思;塑造了众多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并揭示出性格的深层结构。

【关键词】《女儿谷:1937》;民族风情;情节艺术;走婚文化;人物性格

 

       长篇文化人类学小说《女儿谷:1937》(以下简称《女儿谷》)是著名学者李左人教授的力作,从亲身考察扎巴文化到定稿,作者整整花了十年时间才于2014年出版。文化人类学小说在我国十分罕见,因为作者首先必须具备丰富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专业知识,同时要进行长时间的实地考察,费力费时,十分辛苦。2018年,该小说故事发生地四川鲜水河下游电站建成,扎坝峡谷大部分村落将被淹没,走婚文化将随着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消失而成为历史陈迹。这部小说作为研究走婚文化的活化石,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众所周知,小说三要素为人物、情节和环境。在以情节和人物为主的小说中,环境作为背景而存在;但有的小说“在许多情况下,空间(环境)常被‘主题化’,自身就成了描述的对象本身。……有时甚至成为一部小说的特色。”1这类小说缺少应有的情节支撑,很难得到读者青睐;如果属于短篇,可以把一个具体环境做全景式扫描,但若为长篇巨制,则必须依赖精妙的情节艺术,并附以鲜活的人物形象。这样,情节艺术反而成为此类小说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如果情节线索过于简单,不符合生活实际,就会为读者所厌烦。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再现真实,高明的作家总是尽可能让情节复杂化,而结局也往往出人意料,这就需要匠心独具。

一、多线索交织并进

       在《女儿谷》中,雅卓部落头人丹增和泽仁旺姆夫妇无疑处于矛盾中心:丹增12年前杀害扎沱土百户格桑的父亲顿珠,在1935年诺那叛乱中又与县长胡仁济结下仇恨,泽仁旺姆过去曾虐待的女奴达娃恰是省特派员钟秋果的妹妹钟春华,他们还派人企图暗杀格桑的叔父、俄土百户扎西旺吉,牧民降措因妻儿被泽仁旺姆之父单戈热登所杀,一心想报仇雪恨;在扎坝头人中,只有行事低调的夹拖土百户俄喜纳支持丹增夫妇。但若把丹增夫妇作为小说主人公,雅卓官寨势必成为故事发生的中心,矛盾焦点就会集中在丹增夫妇与其他土百户以及汉官钟秋果胡仁济的矛盾上,扎坝下层社会丰富的生活场景就难以展现,这自然是作者不愿为之的,只有另辟蹊径。

       情节多指线索,与结构相关。该书线索较为复杂,主要表现为多线索交织并进:

       1.主线:钟秋果胡仁济去扎坝赈灾和推行保甲制度。主线的选择对小说布局谋篇和人物形象塑造极为重要,因为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要通过这条主线展现自己,所有副线和支线都要围绕着主线来设置,一旦主线中断,整个故事结构都将被打乱。小说开头,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长刘文辉亲自为钟秋果饯行,任命他为特派员赴道孚县指导赈灾并推行保甲制度,县长胡仁济陪同前往。伴随着这条主线的是胡仁济与丹增夫妇的矛盾,因为胡仁济之所以提出去扎坝,就是要报复丹增夫妇,而丹增夫妇为了尽量减少损失,必然要千方百计巴结钟秋果。但在情节就要进入高潮时,胡仁济与丹增暴死使得情节突然失衡,而泽仁旺姆已经通过性诱惑把钟秋果收入囊中,似乎能够在后者庇护下轻而易举登上区长宝座,这样一来小说便会失去高潮而风平浪静,其艺术震撼力将会大为降低。在一些文学名著中,也有这种情况存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六出祁山后劳而无功,撒手归天,主要线索似乎中断了,但由姜维接续成为主线。“不明分线之可以暂居主位的道理,就写不好许多次要人物的形象;不明主线是可以用接线的方法加以延伸的道理,就会把诸葛亮的死误会为线索的中断。”2《女儿谷》与此相似,暗中磨刀霍霍的格桑此时跃上前台,成为挑战区保长选举的主要对手。此前他一直在窥视钟秋果等人的动向,希望寻机报当年丹增夫妇杀父之仇,夺取扎坝最高权力。这样,主要矛盾由钟秋果、胡仁济与丹增夫妇构成的三角关系转化为格桑与钟秋果、泽仁旺姆之间的决战。区保长选举事关生死存亡,失去机会就意味着将被仇人永远踩在脚下,加上格桑已经秘密抓住证据,联络两个部落和度果寺喇嘛武装,自觉胜券在握,便孤注一掷发起暴动,故事由此进入高潮。

       2.副线:钟秋果寻找妹妹钟春华。在“引子”赛马会后春华被拐骗,成为泽仁旺姆侍女,钟秋果到雅卓官寨前一年春华参加红军北上转移,兄妹失之交臂。这自然是巧合,在长篇叙事体裁中,巧合几乎都是必需的。雅卓官寨对钟秋果一直守口如瓶,不敢走漏半点风声。然而,出于自身需要,扎坝首富索冷在关键时刻把春华的遭遇告诉了钟秋果,可这时钟秋果已经沉溺于和尼玛的爱情不能自拔,了解到泽仁旺姆过去虐待妹妹却无动于衷。这条副线的设置对整个故事进程似乎毫无影响,但若从小说主要目的在于展现鲜水河峡谷丰富的民族风情这个角度分析,该副线的设置就大有用处了:通过调查春妹的下落,钟秋果了解到旺久悲惨的人生经历,对丹增夫妇的残忍歹毒有了清楚的认识;通过妹妹的好友玉珠,接触到扎西娜姆——钟三姐,引出跛子船夫拉戈与巴玛的婚姻以及打银匠瓦德与阿追朵苟。小说通过拉戈与巴玛从走婚到偷婚正式结为夫妇,极尽笔墨渲染了民间婚姻的温馨祥和及新郎新娘矢志不渝的爱情,展现了具有文化人类学色彩的人文景观,与上层社会婚姻的冷漠与自私形成鲜明对比,舒缓了高潮前的紧张气氛。显然,这条副线并没有因为春华参加红军而中断,而是不断地由他人接续,形成一个完整的情节链条:春华—扎西娜姆与占堆的生活—拉戈与巴玛走婚、偷婚—瓦德与阿追结为呷伊。

       3.支线。支线即主线的分支,在《女儿谷》中时断时续,其存在与否并不直接影响主线发展,但可以增强作品艺术感染力,因为“任何一种故事的结构模式一旦被确立,便渐渐会给阅读带来思维的惰性和走势,从而减弱甚至取消读者的想象和沉思。这种情况导致了故事叙述规则和叙事技巧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3该书支线有四条:

       一是头人制度反抗者降措悲壮的生命历程。降措是赛马冠军,爱马成痴,但出身贫寒,屡受主人单戈热登欺侮,被赶出木汝官寨,因偷牛受到前者鞭刑,妻儿被杀,还被禁止进寺庙奉香添油,最后被迫加入匪帮。匪帮被剿灭,降措负伤逃走,被嘎玛卓嘎巴桑母女所救;最后赴格桑所约赶往雅卓官寨报仇,打死仇人罗追后纵马跳下悬崖。

       二是土百户扎西旺吉和桑姆的婚姻悲剧。二人婚姻缺少感情基础,导致扎西旺吉前妻姐姐的儿子仁清明措有隙可乘,拐走桑姆和金银珠宝,而货郎冯扎西又借助于格桑之手杀死仁清明措,带着走投无路的桑姆远走高飞。扎西旺吉和桑姆的婚姻与生活在社会底层拉戈、巴玛的婚姻和降措、巴桑的情爱等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是赈灾和区保长选举的破坏者格绒珠杰的作为。格绒珠杰阴险毒辣、贪财好色;在赈灾活动中,他欺上瞒下,对百姓落井下石:在粮食中掺杂树皮等杂物,倒换藏币劵,从中牟利。他本来和格桑约好参加暴动,但关键时刻见胜负难分便主动退缩,让其下属村民参加,暴动平息后把责任推给管家。

       四是扎坝社会新兴力量代表索冷的赈灾义举。索冷身为各底土百户多吉的私生子,社会地位底下,但他阅历广泛,精明能干,靠经商致富,更重要的是他体恤百姓生活之艰,在赈灾施粥中,捐款捐粮,敢于和不可一世的雅卓官寨对垒,当钟秋果动员增加捐献粮款数量时,他又慷慨解囊。他支持钟秋果推行保甲制,在关键时刻击毙叛乱头人格桑。

       这四条支线没有先后主次之分,与人物性格深层结构所折射出的意义遥相呼应。

二、情节与民族风情相互转换

       《女儿谷》通过情节展现丰富的民族风情,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转换:

       1.在情节发展中展现扎巴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人类的生存保障,是情节发展的基础。

       衣着穿戴,这是民族和地域文化在人体上最明显的特征,足以反映主人的身份与社会地位。小说第三章描写泽仁旺姆迎接汉官时的打扮:“衣着豪华鲜艳,是康巴贵妇觐见大官、接待贵宾的盛装丽服,胸前戴一只镶玉嵌珠的金嘎乌,头饰、耳坠、项链、戒指也极其豪奢。”而对其爱恨兼具的胡仁济观察得更为细致:“从前戴一只小巧的银嘎乌,现在换成硕大的金嘎乌;左手无名指上戴的金戒指,粗拙笨重,上面镶嵌的红玛瑙夸张得几成累赘。腰间吊着一把女式佩刀,刀柄和刀鞘上均有雕花纹饰,长约一拃,两头微翘,一看便知是白玉火坡锻造的名刀。”交通工具与此相应,“她那坐骑,浑身雪白不带一丝杂毛,鬃毛剪得整整齐齐,配上金鞍玉勒,彰显着主人的高贵身份。”这种不厌其烦的描写,彰显严肃和隆重的气氛,反映了主宾间的心理距离,构成情节的一部分。平民百姓的衣着穿戴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小说借泽仁旺姆之口说:“扎巴女人,不管年轻年老,不管嫁与未嫁,穿着修饰都一个样,土里土气,一看就晓得是山沟沟里的女人。我只穿华丽的康式藏装,绝不穿扎巴的毪子短衫、无袖长袍!”贫富贵贱等级差异在衣着穿戴上截然分明。

       起居住所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所,自然为情节发展所必需,因为它与人物的身份、性格特征和生活方式相联系,并暗示以后会有重要的事情在其中发生。小说描写雅卓官寨:“主楼是一座五层碉房,背靠山麓,面朝鲜水河,石墙上刷着蓝白相间宽窄大约三四尺的竖直带状条纹,一排排镂花窗户斑斓明亮。”“客厅宽大气派,描金绘彩,正中是白度母、花鸟、龙凤、五彩祥云图案,旁边挂着一张三尺八大弓和箭囊。”顶楼经堂是家人拜佛处:凡“鎏金佛像、唐卡、经书、金银器皿、法器等一切齐全,必定是富贵人家。穷人的经堂往往四壁空空,仅供着净水碗酥油灯。”这样描绘,隐喻着各种爱恨情仇只能发生在达官贵人之间。而普通藏民罗绒直布家居则与之对比鲜明,显得简陋而温馨。

       食物在文本中具有动态功能,因为对此做静止描写便毫无文学意味,只有在待客活动中它才成为情节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如《红楼梦》中的各种药方,如果单独列出,它根本不具备文学性,只能内化在小说情节中。《女儿谷》第三章,“泽仁旺姆知道汉人讲究吃鸡喝羊肉汤,特别杀鸡宰羊招待。陆续端上来白水鸡、羊肉炖芫根汤、砣砣牛肉、烤洋芋等,大钵大碗,堆积如山。”席间给客人准备的白玉龙凤酒杯,隐藏着胡仁济与泽仁旺姆多年前的一段苦恋。接着重笔泼墨描写了宴会上惊心动魄的一幕:胡仁济尽情打骂和羞辱丹增以泄私愤,泽仁旺姆眼看丹增受辱无可奈何,钟秋果不知如何化解,其他头人以为是杀鸡吓猴胆战心惊。这次宴会,为以后二人同归于尽埋下伏笔。丹增夫妇精心准备丰盛的酒食本希望得到钟秋果好感,同时减少胡仁济心中的怨愤,反而更突出其矛盾不可调和,暗示以后情节的进展将危机重重。第十五章泽仁旺姆单独招待钟秋果时又是一番景象:她“特意穿了一身鲜亮的单布秋袍,里面是一件粉红丝质内衫”,性感的衣服自然带有性诱惑;泽仁旺姆拿出龙凤杯宴请钟秋果,暗示她希望和钟秋果发展成为情人关系;她把放置三年一直没舍得喝的泸州老窖拿出,更显示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席间,她献出一件又一件宝物,令钟秋果心存感激;让钟秋果看家中的欢喜佛,进一步诱惑他;直至脱得一丝不挂,彻底征服钟秋果。饮食等物质文化融进情节之中,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积极因素,而情节也成了展现民俗风情的载体。

       2.在情节停顿处插入走婚文化。在叙事作品中,“停顿具有很强的延缓效果。”4在许多情况下,《女儿谷》情节被有意淡化,时断时续,而叙述民族风情则占据大部分篇幅。

       扎坝民族风情由带有原始文化特征的东女国演化而来,以走婚文化为代表,包括两种形式:

       一是结交性伴侣即呷伊。在扎坝,性与爱可以结合,也可以分离,短呷伊只要彼此相悦,不必真有爱情,因为“欲只是生理的性冲动,而爱是性冲动和它种冲动之和。”5男女刚刚相识,就可以相约晚上走婚。呷伊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随时散伙,泽仁旺姆的保镖兼性奴罗追就以拥有200多个呷伊为荣。因为性交给双方带来极大的快乐,短呷伊之间日久生情,就成了长呷伊。小说多次插入有关朵苟的内容:如第五章写罗绒直布和志玛、卓玛同胞三人白天采摘松蕈,远处的小伙子向志玛和卓玛示爱,罗绒直布和卓玛去跳锅庄,青年男女随意挑逗调笑,嬉戏打闹。这时,如果女子的戒指被男子抢走不去追回,就等于答应和他交呷伊。晚上,罗绒直布去找他心仪的女孩,彻夜不归。一个小伙子偷偷爬进志玛和卓玛的帐篷,接着具体而微地描写了他摸索、试探及跟卓玛作爱的整个过程,绘声绘色,卓玛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粗野张扬,如颠似狂,让志玛备受煎熬。爬墙、钻帐篷交呷伊不是偷偷摸摸的个别现象,而是扎坝普遍的文化风景。“入夜,扎巴娃们结伴去朵苟,一支支松脂火把变成点点流动的星火,向北,往南,上坡,过桥,巴里村一下子变得空寂了。”本章最后描写了小扎巴爬进卓玛卧室,要与她作爱,由于卓玛的长呷伊索冷突然闯入,从窗口仓皇逃走的滑稽一幕。找情人如此随意,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甚至罗追白天路遇过去的呷伊翁姆便立即与之交合,无所顾忌。

       男子要到女子家朵苟,晚上必须爬她家的墙头。墙头很高,这自然考验男人的体力和意志。如果两批人同时爬一个女子家的墙头,那就需要对决,自然是胜者才能和女子交合,败者只能相让。优胜劣汰,从种族繁衍上说,有利于后代的强健和家族部落的兴旺。

       在情节停顿处作者不失时机地插入爬墙走婚,使情节舒缓有度,在一张一弛中推进。如第四章胡仁济在酒宴上当场羞辱东道主丹增,场面特别紧张;第五章由于插入几次朵苟的描写,大大舒缓了紧张气氛;第六章描写钟秋果检查格桑煮粥赈灾和胡仁济审理木汝抢劫案,气氛再趋紧张;第七章开头描写钟秋果上岸后看到有男女在树丛里野合,气氛再度舒缓;第八章先写雅卓官寨与索冷对垒赈灾施粥,成为情节发展中的一个小高潮;接着就写卓玛不愿和王中交呷伊,退回贡布代送的牛腿;最后写晚饭后男女“踏歌”眉目传情私下相约。这一切,不仅调节了情节节奏,在浓墨重彩描写的这些现象背后,还隐喻着走婚得以延续的深层原因:人们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白天承担繁重的劳动,晚上则可以身心解脱,尽情狂欢,正是有了这种周而复始的替换和调节,生活才有了盼头,才有了生之乐趣,走婚才得以传承至今。如果说一夫一妻制是超稳定的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如果说文明压抑人性,那么,人类重返这种更本朴也更人性化的婚姻形式并非没有可能。马克思预言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家庭将会解体,若此,人类会不会走向一个轮回:从走婚到一夫一妻,再回到走婚?这实在发人深思。

       二是多种婚姻家庭形式并存。上层社会头人的婚姻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妻子不能生育,丈夫可以纳妾,否则,头人的财产就无法继承,头人的身份在后代那里便无法确定。而平民百姓的婚姻仍然建立在母系社会基础上,家中最年长的女子当家,舅舅其次,男子在外面生下的孩子属于对方,女子生下的孩子一律是这个家庭共有的后代。在这样一个大家庭,劳动力集中,才能够减少天灾人祸所造成的损失。小说以莫洛村为例,展现了婚姻形式的多样性:兄弟共妻,姊妹共夫,一夫一妻,走婚,偷婚,朋友交换呷伊,男子上门,女子上门,应有尽有,承继了东女国遗风。作者借此感叹道:“世上没有绝对的伦理,只有一个时代和一定地域的伦理。人们很容易将自己奉行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方式,作为普世的性伦理和永恒的性道德,把与之相违背的视为罪恶。”认知褊狭,乃大谬也!

       3.在情节交错中展现宗教势力与神秘文化。小说开头写刘文辉给钟秋果饯行时送他三件礼物,第一件就是佛珠,即要他尊重藏民信仰,争取得到上层佛教人士支持。然而钟秋果私下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神权不能干涉政权,不能让喇嘛、住持插手赈灾和推行保甲制,以免事情复杂化。所以直到第十四章,情节已经进行了三分之二,钟秋果才出于礼貌去度果寺拜访登巴赤珠活佛,令活佛十分不快,为后来格桑串联度果寺喇嘛暴动埋下伏笔。实际上,宗教势力深深地渗透在扎坝藏民的日常生活中,那就是无时无刻不对其进行精神控制:喇嘛同时也是医生,第九章格绒珠杰生病去找图德喇嘛治疗,图德喇嘛借机夸大病情,敲诈格绒珠杰钱财;第十一章写降措屡遭磨难,但对他的致命一击,就是木汝的克卢寺不许他到庙里进香拜佛添油点灯,这意味着堵死了他来生脱离悲悯转生高界之路;第十九章丹增死后,泽仁旺姆请登巴活佛择了吉日,由度果寺大喇嘛带八个僧人为丹增念经超度。这些线索无不体现出宗教势力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它们相互交错,一条线索结束,意味着另一条线索开始,如此循环往复,交织并进。禁忌文化也是如此。

       禁忌属于神秘文化,产生于巫术,属于原始思维,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在人类心理深层,形成某种下意识。扎坝属于藏区,禁忌又多与佛教相关:钟秋果打算在洛古沟建养殖场,格桑认为建场会惹怒神灵;旺姆要求与钟秋果比赛射击,令人把一只碗放在旺久头上,钟秋果担心会射中旺久,提议打飞鸟,因有违佛教不杀生的禁忌,改换成打鸡蛋;赈灾施粥时,苍蝇布满每个灾民的碗内,他们竟然熟视无睹,因为苍蝇也是生命,而生命是不能被伤害的;占堆家三只鸡被黄鼠狼咬死,扎西娜姆要给孩子煮了吃,违反了当地人只吃牛羊肉不吃鸡肉的禁忌,只好拿去喂马。尤为突出的是,嘎玛卓嘎年轻时很漂亮,头人格绒珠杰想霸占她,派人杀死她的呷伊其美次仁和弟弟,四处造谣说其美次仁被嘎玛卓嘎放蛊毒所害,以至于所有的爱慕者避之唯恐不及;女儿巴桑渐渐长大,出落得更漂亮,追求者因其是蛊女,均退避三舍;后来泽仁旺姆也来请嘎玛卓嘎帮她放蛊毒杀人。尼玛佩戴的嘎乌在格桑暴动中被染上血,意味着亵渎了神灵,给尼玛心理造成巨大的恐慌,导致后来犯病犯傻。她梦见一只岩鹰飞进经堂,把她出生时叼来的哈达送到了麻孜觉母寺,遂决定到此出家,摆脱尘缘。旺姆和钟秋果爬到顶楼,那条挂在神龛上的哈达果然不翼而飞。这种反自然的神秘现象与禁忌结合,使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尤其是小说开头虾拉沱疯子喇嘛悦西央嘎预言扎坝大旱之后必有地震,然后被洪水淹没,结尾时果然应验。天灾来自天意,天意只有得道喇嘛才能知道。他成了巫师的化身,掌握天地间一切秘密,把神灵的意旨传到人间,自然令人诚惶诚恐,毕恭毕敬。

三、情节推动人物性格发展

       《女儿谷》塑造人物形象,着力于通过演绎情节自然展示人物性格,用情节推动人物性格发展,表现为:

       1.推动主要人物性格立体化。小说主要人物在某个情节或情景中往往突出展示性格的某一侧面,随着情节渐次推进,人物性格也随之展开,逐步得到发展和丰富,待到故事结束时,其性格的复杂多面性便得以完全呈现。钟秋果被刘文辉委以重任,决心到道孚县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上任之初,他办事果断,深入调查,了解民情,清正廉洁,秉公办事,赈济灾民,组织有方,尽管搭档胡仁济与丹增夫妇矛盾不可调和,但在他领导下,赈灾还是有条不紊地展开,由此深得民心;在情节进行中,展现他同情弱者,嫉恶如仇的品质:制止丹增夫妇虐待奴隶瞎子旺久,严惩赈灾舞弊的头人格绒珠杰,有意从基层提拔品行端正、稳重可靠、有领导能力的村长索冷和罗绒直布;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钟秋果的弱点开始显露出来:意志不坚,为人利用;耽于私情,办事不公。作为特派员,他应该明白,自己是不能单独和一个四面树敌的女人白天骑马外出、晚上饮酒取乐的,可他忘乎所以,终于坠入泽仁旺姆设下的桃色陷阱不能自持。这一弱点直接影响了情节进程和故事结局:他明知索冷赈灾期间贡献卓著,深得民心,甲长投票结果索冷就占了一半的票数,而泽仁旺姆和格桑加起来还不到三成,胡仁济又极力反对,还是一意孤行,让她成为区长候选人,这自然会遭到泽仁旺姆的仇人格桑与扎西旺吉的极力反弹,连胡仁济都失望地说:“钟秋果,你没救了!”可以说,如果不是钟秋果偏袒旺姆,如果索冷作为区长候选人,暴动或许不会发生。

       作为小说主要人物之一,胡仁济与钟秋果久别重逢时,就活现出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的官僚形象:“在关外做官,摆平就是水平,无过就是有功,没事就是本事。唉,中华民国的事哪里认得真哟!”他去扎坝赈灾和推行保甲制期间,不停地报复丹增夫妇;丹增夫妇派姑娘侍寝,请他抽鸦片,他就立即来了兴致,活脱脱一个睚眦必报、吸毒好色的小人;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他时而和丹增夫妇打牌“赢”钱,时而拉拢格桑和格绒珠杰与丹增夫妇抗衡,时而和索冷做权钱交易,时而强迫丹增戴绿帽子——让泽仁旺姆陪他睡觉,活现出见钱眼开、以权谋私、蛮横无耻的嘴脸。第十八章对胡仁济早年与泽仁旺姆恋爱被后者父亲拆散,靠裙带关系进入官场的描述,又表现出他不择手段投机钻营的一面。胡仁济形象的意义在于,一个政府倘若建立在这样一群官员队伍上,怎能保证清正廉洁、政令畅通?怎能为百姓谋福祉、得到百姓拥护?又怎能长久生存下去?

       2.推动重要人物性格逐步深化。如上所述,情节发生前后,丹增就身背几条命债,杀人不眨眼;情节进行中间,又表现出他对待下人心狠手辣的本性:仅仅为了一根牛鞭,因怀疑旺久告诉春华藏肉地点,丹增就分别剜去杀牛匠占堆和旺久双眼,其手段之残忍令人不寒而栗。泽仁旺姆与之不相上下。她残酷虐待春华,有一次怀疑春华偷了一件首饰,扒光衣服没有搜到,就把春华捆了丢在雪地里,浇一身冷水冻成冰棍;威胁玉珠如果泄露钟春华的消息,就夺其性命。旺久因饥饿难忍偷吃牲口草料惨遭毒打,她还振振有词:“牲畜要经常鞭打才会听话,对奴隶不好好教训行吗?”

       泽仁旺姆还有一些独有的特征:一是工于心计,不择手段。故事刚开始,她就让丹增一忍再忍,因为反抗只有自寻死路,忍耐才能待机雪耻。后来,她一再对钟秋果进行性诱惑终获成功,还推出亲生女儿尼玛和钟秋果上床,最终如愿以偿钟秋果成为自己的傀儡;二是干练泼辣,争强好胜。在招待汉官和其他头人的宴会上,面对胡仁济的欺侮,她八面玲珑,巧妙应对,举重若轻,把气氛搞得热烈隆重;在格桑大闹区保长选举大会时,她和格桑舌剑唇枪,反守为攻,步步进逼,是一朵真正的狼毒花——邪恶之花。

       3.揭示人物性格深层结构。列维·施特劳斯将各个“神话素”按其相似性重新组合成纵向序列,从中找出支配各要素的深层结构。6在小说等叙事作品中,同样可以把人物行为简化成各个叙述要素,按照二元对立的方式纵向排列,揭示其性格深层结构。 

留住鲜活的民族风情 - 右岸左人 - 烟雨行囊:右岸左人的博客

        表中14人是文本比较重要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分别生活在扎坝社会上层(行为1)和下层(行为2):生活在上层社会的人物大多心地邪恶,唯利是图,以权谋私,心狠手辣,都落得死亡或其他悲惨的下场;而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人物大多诚实善良,遭遇不幸,勇于反抗,积德行善,最后都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或得到幸福或自由。当然,人物性格是复杂多面的,仅仅列出其占主导性的一面,势必有偏颇之嫌。但这种分析方法因其简便而行之有效,它所折射的意义在于:头人制度已经腐朽堕落、无可挽救,推行保甲制只能依靠新兴力量和平民百姓,否则这样的政权是不能持久的。

 

参考文献:

1】【4】(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第108-110页,第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刘衍文,刘永翔《文学的艺术》,第438页,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

3格非《小说叙事研究》第4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英国)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第429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6(英国)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第40-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燕世超,汕头大学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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