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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行囊:右岸左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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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人原创]论贺小晴小说的创作个性  

2016-08-31 09:01:00|  分类: 文学空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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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论贺小晴小说的创作个性 - 右岸左人 - 烟雨行囊:右岸左人的博客
                            论贺小晴小说的创作个性
                                             ——以中短篇小说集《脆响》为例


李左人


 

创作个性是作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体现在作品里的独特品性。作为一种艺术品格,创作个性是作家的气质禀赋、人格情操、人生态度、文化素养、艺术志趣、文学才能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作家成熟的重要标志。

贺小晴说:“我的内心是很活的,很不安静的。这样的人,如果不遇上文学,如果不遇上艺术,那就是噪音,是盲流,就是既找不到出路又会把别人的路堵塞的不安定因素。”不安分——不甘寂寞、不甘平庸的秉性,决定了她的人生必有一次冒险去挑战命运,于是毅然放弃县广播站的工作,到绵阳开餐馆,去北海“捞世界”。这种敢闯敢拼的性格,转化为她在写作上坚持不懈、顽强进取的意志,成为她创作个性的活跃因子。

巴山蜀水的浸润滋养艺人家庭和梨园环境的艺术濡染,大学中文系的涵培育,赋予了贺小晴艺术的气质,是其个性特征得以形成的基础。后来经商的摔打磨练、记者生涯的砥砺淬琢,成为她个性心理形成的背景及原因。她从小喜欢跳舞想当演员,遭父母反对未能遂愿,就一直在等候“遇上文学”的机会。当北海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旅游报招聘记者,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因为“她内心有种渴望,渴望捏笔,捏那支久违的记者的笔,她觉得自己已经等待得很久了。”演员梦破灭不跳舞了,就驱遣文字翩翩起舞,笔走龙凤——矫健而又轻盈的龙凤——这是她生命的归宿。

从长篇小说《花瓣糖果流浪年》到中短篇小说集《等你把梦做完》的出版,再到新作《脆响》的问世,贺小晴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

一、从贺小晴的取材偏好和作品构思考察其创作个性

作家的创作个性首先表现在选材兴趣上。

《脆响》共八篇小说,用《扶桑》作开场锣鼓,《舞台上的树》《成长纪》《养女妹儿》《台风》《蹦极》《脆响》接连登场,最后以《麻利花》压台。多以自身所见所闻所历为题材,显示出她的取材偏好:关注草根,眷顾平民生存状态,还原世俗生活,近年来开始关注现实身边的新人新事、新动向、新变化。

贺小晴珍惜、敬畏自己家园的历史。少小时戏园生活,大学毕业后当播音员、记者、下海经商,让她有机会直接接触平民,感知草根,形成浓厚的平民情结。对于故土,她一边逃离,一边眷恋。出逃为改变人生,怀旧能净化心灵,她每写一篇小说,就是一次回望,一次精神的回归,也是一次灵魂的安放。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成年以后的思想和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他过去的生活经历。早年记忆是历史馈赠的一笔珍贵财富,作为一种人生态度的原型记忆,奠定了小晴的平民意识、平民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于是便不断回顾温馨而又凄楚的小城生活,试图用笔挽回那些即将流逝的精神景象,以抚慰时时泛起的挥之不去的眷恋。小城是她的“精神原点”,那些耳闻目睹铭刻于心的人物、事件乃至细枝末节,被定格为种种“原型意象”,决定着她感觉系统的选材定向由此塑造出的各色人物与她的个性心理便有着明显的延衍派生关联。在作品中与丑小鸭玉兰、跳领舞的“妹儿”、老板林总、“父亲”、“母亲”、婉西、陶爷爷、蒋叔叔、阿姨、大叔叔、小叔叔、李月明、吴家弟弟等故交老友邂逅,便有一种回归故里的亲和感。逝去的不会复返,但回望曾经的岁月,细细咀嚼品味,升华出憬悟,便从“失去”中有所“得到”。

关注当下,她还描写了一些时新人物。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往往鲜明地表现在从人们熟悉的生活中创造出面目全新的人物。打工仔蒙小兵夫妻和方总,月茹与病重的前夫,老四、老二和鲁兵,报社的紫冰、吴总等,就是贺小晴为文学画廊奉献的崭新形象,亲切而又鲜活,充盈着时代气息。他们性格、思想、感情变化的过程,折射出世道人心的变异展示了社会的发展变迁,掘发出让人深省的意蕴。

贺小晴的小说,大都能看见她的经历和个性的投射。《扶桑》《舞台上的树》《成长纪》《养女妹儿》,以及早前的《心病》《太阳里没有黑子》等与艺人、北海相关的题材及描写少女成长的篇什,都用“当事人”身份讲述,带有自我回忆意味。取自近年身边生活的《台风》《蹦极》《脆响》《麻利花》,包括纯属虚构的《蹦极》,虽第三人称叙述,也揉合进她亲历的种种“记忆”。我们很容易从养女、妹儿、紫冰、《台风》里的老板等女性身上,觑见现实生活中贺小晴的影子。她通过塑造人物,重新认识自己,我们也得以从自传性叙述中窥见她的真性情。

作品构思是作家在创作个性的统摄下,对素材进行审美观照、审美把握及改造加工的筹划设计。贺小晴有两种基本构思路数:一是过滤历史打捞童年往事、早年记忆,经过岁月积淀,酝酿发酵,时机成熟顺手拈来即成佳篇——厚积勃发,是苦涩岁月酿造的香醇美酒二是从现实感悟中触发创作动机,应时而作——是作家高度责任感、社会良知和生命激情遇合,碰撞出火花而引爆的灿烂。两种套路,已成为贺小晴相对稳定的写作行为方式。前者如《扶桑》《舞台上的树》《成长纪》《养女妹儿》,后者如《台风》《蹦极》《脆响》《麻利花》。

她曾谈到《蹦极》的构思:“小说的成型,缘于一个让我触动的细节。”一天,与几个女友闲坐,聊到有钱人圈里女人们的生活。事故总是多的,而女人们必须忍,即使男人在外面生了孩子,也会抱回家来自己抚养,前提是不能让自己“下课”。于是“一群并不存在的财富圈里的女人开始在我的意识里隐现”。贺小晴总结道:“一般而言,那些时常冒出来搅扰我的事物,无论是一句话,一个细节,或者一个人物,就是我小说的‘种子’。”她平时非常关注社会转型中女性的生存境遇,探究她们的命运,一旦找到切入点,便“开始琢磨她们,让她们‘生长’。如果灾难来临,她们会怎么办?这就有了小说中的主人公‘老四’”。她突然被老板丈夫遗弃,为保住早已习惯了的舒适和荣耀,忍辱负重,屈从认命,由夫人变成小三。老四既可悲可怜,又真实可爱,是一个构想新颖颇具特色的人物。小晴的女性身份,让她很容易理解女主人公为了生活而做出的选择,“在巨大而强悍的物质主义面前,个人的抗争是微弱的,无效的”。揭示老四生活在男权统辖下的悲哀、灵肉分离精神没落的痛苦,充溢着对社会物欲泛滥的深切忧虑,以及对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深层思考。

二、从贺小晴的作品文本窥探其创作个性

创作个性虽是一个抽象概念,但在作为它的物化形态的文学作品里却是具体可感的。通过对贺小晴小说文本的细读,分析其中透露出来的风格信息,便可推溯出她创作的个性特征。

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媒介、材料相当于绘画艺术中的线条、色彩,音乐艺术中的声音、旋律。小说文本是语言的“编织物”,是由形象的语言信息构成的一个审美信息符号系统。贺小晴“编织”语言,有自己的词法、句法、章法,从她运用语言的习惯、方式和特点便能窥见她的创作个性。

她的成长经历和选材偏好决定了她喜欢使用第一人称进行自我书写,任由“我”娓娓道来,灵活自由语言口语化,给人以亲切感。她是一位性情中人,骨子里有一份真性情。柔韧而有劲道的语句心灵深处汩汩地流淌出来,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流露,如芙蓉出水自然天成。

她擅长运用精致的语言描绘女性细腻丰富的情感世界,笔触柔婉空灵,让人体味寻到常故事里精微之处的蕴涵。

小晴善用比喻,随手拈来即妙语成珠,精妙的比喻使她的叙述光彩夺目,绽放出诱人的芬芳,透露出诗人般挥洒自如洒脱不羁的气质;不仅绘声绘色再现那时情景,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更加生动丰满,也增添了文采,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资深编辑张重光评她的语言:“不动声色的文字,却不时有钱钟书式的贴切的比喻和张爱玲式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贺小晴印象:一个“捞妹”的文学梦》)

关于贺小晴的语言风格,我将在《论贺小晴小说的语言艺术》一文中专门论述,这里只略作阐说,不展开。

一般来说,艺术的问题就是形式问题。现代形式意识落实到文本结构上,体现为蕴涵着作家审美趣味和审美追求的个性化文本

从文本结构上讲,贺小晴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往往用一个主要人物或中心事件贯穿作品,追求叙事的生活化和细节的原生美。没有大波巨澜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没有千钧一发生死抉择的情节,没有可歌可泣的人物壮举,展现的是生活的常态。

擅长主观叙述,《脆响》中前五篇都用第一人称,过去发表的小说也多用第一人称,这同她常以过去的生活经历为题材以及强烈的“自我书写”意识密切相关。她竭力发挥第一人称写法的表现力,将自己个性化体验和感悟投射到作品里,既强化了主观意绪,还增强了让读者身临其境的带入感。贺小晴自我书写式的创作与第一人称叙事结合,形成了一种属于她自己的叙事方式。不只是这样,即使在第三人称小说里,也常在客观叙说中融入情绪,“主观性描述”成为她艺术表达的一个突出特征。例如《麻利花》,带着强烈主观色彩表现两代报人的性格和生存态度,在比照中塑造了紫冰和吴总两个极富个性的女性形象。

人物形象塑造最能体现作家的个性特点。贺小晴描写的大都是百姓细水长流的凡俗生活,记叙的也多是司空见惯的寻常小事,要在寻常中发现独特,在平凡中掘发意蕴,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并非易事

贺小晴下功夫“琢磨”人物,故事因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和社会环境的冲突而产生。始终把重点放在人物形象塑造和场景描绘上,不脱离人物性格追求情节曲折惊悚不役使人物演绎情节、敷衍事件,依靠巧设悬念来推进情节,而是以人物性格和生活自身的逻辑推动略显平实的故事,顺理成章地抵达人物命运的归宿。例如《台风》,带着淡淡的怀旧情绪,讲述一个老实憨厚的山区农民小蒙脱胎换骨的故事,算得上文集中篇幅最长故事情节较为曲折的一篇。作家稳稳把住人物的性格基调,在较大空间和较长时段里充分展示其发展变化,而且无论是人物间的纠葛,还是在某一场合彼此情感微妙隐蔽的互动,或是人物内心瞬间的轻波微澜,都描绘得细致入微真实可信

从表现手法上说,粗笔大墨的情节交代与精致细腻的细节特写连缀,疏密有致,松紧有度,收放自如,构成小说段落间句群里非常和谐的节律,形成行云流水般潇洒自如的叙事风格。这一点,大约最能体现她在艺术传达中的创作个性。现以《扶桑》的一段叙述为例: 

剧团解散之后,那百十号人不分年龄大小,都退休……吃穿不用愁了,可心里的郁结在,时间难以打发。人们赌气一般,又或者仅仅是为了消遣,陆陆续续走进了茶馆。就在城隍庙的隔壁。如今的城隍庙也不叫川剧团了,就叫城隍庙,与生俱来的名字,只是没了香火也没了神仙,有的都是些兜里装钱的“上帝”。而川剧团没了,川剧还有,还可以唱,就在嗓子眼里呢。那是一家再普通不过的茶馆,竹椅,盖碗,满地的瓜子壳花生皮,间或有几只鞋子挡在路上,那是抠脚丫的人脱下的。 

前面叙说“剧团解散”后演员们的变化、城隍庙的变迁,皆粗疏笔法,而最后的笔墨却十分精细:“竹椅,盖碗,满地的瓜子壳花生皮……抠脚丫的人脱下的。”仿佛写意山水纵笔挥洒,末了于空白处似不经意地铺陈若干细物、细节,诉诸直觉,于细微之处见真章,从平凡之中彰显作家结构作品的睿智。

故事情节简单并不意味着作品结构松散。小晴喜欢将某些极具标志性的“道具”放到小说标题上,篇目便具有了统摄全文的能量。然后引针走线用它们串接故事情节(如“扶桑”,舞台上的“树”);或用它们前呼后应、新旧对比(如紫冰与吴总“麻利花”和新近发表的《天衣》中点缀着白色蕾丝的粉红色连衣裙)或实指意义与虚拟象征映照(如前后的“蹦极”、三次“脆响”以及新作《老虎·食物·红纱巾》里的红纱巾和印着老虎的沙发布巾),把小说结构拾缀得文脉畅通,严谨精致起到启承转合的作用,从而弥补小说没有一波三折诡异离奇情节的“缺欠”。

她善于爬梳剔抉人物内心“隐秘”,甚至让它成为线索,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如较前发表的《太阳里没有黑子》,写妻子同不懂得疼爱的老公过着“四平八稳水波不兴”的日子,突然过去的朋友小山从北京来探望,一起喝酒,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小山兴奋袒露心扉,引出女人一堆废弃的旧思绪,困惑,激情,期待,幻灭……贺小晴用这种“在脑子里绕来又绕去的”“含糊的心理”作为线索结构小说,顺应心理意识的流动,却最富生命感。

贺小晴特别厚爱女同胞她说:“我热爱这个世界,尤其是女人们。”她笔下的主要人物几乎全是女性,“我”(丑小鸭玉兰、跳领舞的“妹儿”、老板林总)、“母亲”、婉西、阿姨、李月明、静秋、老四、月茹、紫冰、吴总等,皆各具个性,各有其美。她关注女同胞们的生存状况,她们心心相通,有着感同身受的体验,却并不在文本中特意凸显自己的女性身份

小晴具有女性作家特有的气质和敏锐,情感柔韧细腻,善于体察人情物理,从外貌、神态、举止、语言、服饰等方面描摹她们的音容笑貌,展现她们的神采风韵。例如《扶桑》里对母亲眼睛的特写,精雕细刻,生动别致: 

母亲的眼睛,曾经就像小河里的鹅卵石一样,亮晶晶晃悠悠的,如今已如两口枯井,石头还在,只是少了水分——母亲枯井般的眼睛扑闪着,似在躲避我的目光,那样子,仿佛任何一点光亮,都能将她刺破。 

《麻利花》描写紫冰的美丽风姿,却不正面落笔,而用虚写手法。轻衣翩翩,穿梭如风,占尽春色,更具含蓄美。 

宴会上,紫冰的风采正如她的衣服,麻利花:淡雅的,轻松的,不耀眼,却让人舒服,给人很深的印象。她笑,说,吃,甚至喝酒。好几桌人都邀她去。她在桌子间穿梭,仿佛森林吹来的一股风。她能够感觉到有一丝视线跟着她,影子一般拖着。 

贺小晴更善于用缜密的笔触,触摸女性心灵最真实最温软的地方,展露某个场合人物间情感的碰撞,让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如《蹦极》: 

在二姐和老四之间,她们之所以走近,全因为对方都有着自己缺乏的东西,双方渴望着互补。二姐有学问有清高,有她那份见了皇帝也不温不火的性情,这在老四看来尤为新奇。在二姐面前,她做不成董事长夫人,她的一切荣华富贵都闪不了光,倒让老四还原成一个普通女人,一个小女子,可以柔软发嗲哭笑打闹,不必硬端着一副臭架子。另一面,从二姐身上,老四也依稀觉出了另一种活法:没那么多钱,没那么多心思去盘算,倒也活得从容自在。

二姐呢,虽然表面上把自己的内心掩饰得很好,可私底下,骨子里,她又何尝不曾感到凄惶?别的不说,单说老四在伍城买房装房,二姐一路陪同,也一路见证,仅仅是饭厅上方的一盏吊灯,就花了一万多;而一万多,二姐要半年时间不吃不喝才能攒下。

二姐与老四相比,仅有的优势就是她那点虚的东西了。可那点东西就像空气,说它有,说你离不开它,可你看不见摸不着,要想证明它存在,除非让她尝到甜头。 

二姐和老四的精神世界全然不同,在小晴的笔下各自的心灵隐秘展示无遗,见情见性

对其他男性人物,如《扶桑》里的父亲、《台风》里的小蒙等,都抱以深切的理解与同情,即使如老板鲁兵、方远这样的有些微反面色彩的角色,其性格与命运都顺乎生活的逻辑,绝无漫画似的贬抑。

小晴注重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情绪,因而总是将客观景物(人物感知的对象)与人物心绪结合,让景象、心境合而为一,营造出一种情景交融的气氛场景。比如《台风》: 

太阳挂在一旁,有气无力的,像一只刚熬过通宵的眼睛。电话铃响,我站住了,掏出手机,太阳掉进手机里,冷冰冰的,被几片云彩缠绕着,留下月芽的红,如女人落下的一抹红唇。 

对次要人物,她也狠下功夫,既要同主角配戏,具有锦上添花的意义,又要有自己的个性。例如《扶桑》中的“母亲”,因她的存在,婉西学戏才有“戏”可做,“父亲”、“母亲”、婉西间才会有那么微妙的纠葛。《台风》中正兴酒店的方总,性格看似乖戾,很特别,对于情节的推进、小蒙人生的转折具有关键性作用。他的行为出人意料,又很真实,是个立体的比较饱满的人物,不是临时拉来搭戏跑跑龙套的配角,在作品中自有他存在的价值。

她不是先入为主把人物归入某种类型,再“概括”“提高”,从而落入脸谱化窠臼。作为力求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家,必须老老实实依据社会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写出各种各样各具个性的人物来。不是不要典型,是典型化的方向不一样,不是朝类型化发展而是倾向个性化;不是某种“高于生活”提炼出来的寓言式性格,而是“来自生活”从现实中撷取“种子”在心田里孕育生长而成的“这一个”。由于作品的内蕴与审美形象融为一体,小说显得更真实更丰满更有厚度。真实有强大的穿透力,唯有真实的作品才可能穿越时空流传久远。

贺小晴的作品没有对意识形态的阐释,但并不意味着她没有思想、作品没有旨向。她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虽或有隐隐约约的褒贬抑扬,总体说来都着力于彰显她们的坚韧自强,肯定她们对美好生活的追寻。乍看《成长纪》,似乎没表现很有意义的重大主题,仅描写“我”“悄悄长大,悄悄地感受着成长奇妙”的经历,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实际上是以个体生命的成长、心灵的成长反映社会的发展变迁,发掘生命的价值,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寻。《台风》写主人公小蒙“凤凰涅槃”的故事(岂止小蒙完成了人生的蜕变,作为经理的“我”也得到升华),主题多义,小中见大,耐人咀嚼。《麻利花》通过吴总的微妙转变,反映时代的进步,显示出作者的人生理念和生活情趣。作品意蕴隽永,旨意既明白又含糊,或有淡淡的批判,或有怜悯同情,见仁见智,让读者自己去思考。

小晴关注平民生活,捕捉转型期大众的复杂心理,描摹人们困顿迷惘的存在状态,开掘日常生活里的意蕴。她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对人生、对历史、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思考,是她创作的灵魂,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她不着意追求作品“形而上”的主题深刻,只是娓娓地讲述故事,让形象说话,让人意会到“此中有真意”,自己做出判断。

小说集《脆响》是贺小晴创作个性形成的标志,展现她经历了萌芽破土(“几乎没顾及形式”)——探索成长(追求“形式与内容的无痕结合”)——日臻成熟(“我的内心渐渐地靠近形式,然后让形式消失”),三个阶段取得的新成果。让形式“消失”后的无形式,就是小说结构更缜密更完善的形式,就是技巧“消失”于无形、不着雕琢痕迹的形式,是自然天成的形式。

三、贺小晴创作个性的不足与优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贺小晴的创作个性概括为:小城、草根是她精神的栖息地,也是其最好的素材来源,从而形成坚守故土书写的倾向;钟情凡人小事,小人物特别是平民女性作为典型形象,赞赏她们的顽强和坚韧,认可他们消弭苦难维护自尊的人生态度;语言轻灵雅致潇洒自如,表达紧凑犀利,因写实性的自我书写酝酿出具有强烈“主观性”的叙事格调。由此,形成有别于其他作家的个人独特性和独创性

有人把当代新写实小说女作家的写作立场分为两类:一是以池莉代表,站在平民立场,着重描绘普通百姓的生存现状,认同他们的人生态度,采取零度情感的客观化叙述;一是以方方为代表,站在知识分子精英立场,以悲悯和超越目光审视芸芸众生,对现实抱“批判”态度,小说更具形而上的意味。各自价值观不同,呈现出自我定位、写作视角、语言风格等的明显差异。用平民价值立场和话语写作的作家,被归入大众“俗”文化的圈子,持精英立场用精致语言写作的作家则划到“雅”文化的范畴。贺小晴的作品虽属于新写实小说范畴,却无法划归或“雅”或“俗”的流派中去。

她不是站在精英知识分子立场居高临下俯视民生,而是既秉持平民价值理念,又彰显着知识分子脾性和审美意趣,依恃自己的切身体验写出生活的原生状态、本真面目;她贴近百姓,睿智但不冷漠,作品既有纯文学的“纯净”,有平民化的风姿,荡漾着世俗世界浓郁的温情,又心存雅致不沾俗气。总之,小晴是按自己的审美诉求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为写实主义创作另辟了一条蹊径。

创作个性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人行为方式,一旦养成往往容易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贺小晴说:“这些年来,我基本上在写小说……越写越胆怯,越写越紧张,总感觉自己写不好,更不敢轻易去写长篇了。”怯怯不安意识到必须突破,走出困局。

创作个性的特质是独一无二和超乎寻常的卓异,其精神内涵是不满与超越。在本世纪初,《大家》曾点评贺小晴,称“读了她的小说,你才知道什么叫川妹子,是那种将人一眼看穿的犀利,胸怀坦荡,却也常辣你没商量,让你发热出汗,也让你觉得爽。”这一评价,可以认作是对她创作个性风貌的概括,她也自诩为典型的川妹子。但客观地说,十多年过去了,这种犀利、坦荡、火辣的艺术特色并未得到强化,作品中虽然“川妹”风韵犹在,“辣性”却依稀淡薄,尚须着力彰显自己的风采,让创作个性保持常新的生命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但总是回望过去言说空间毕竟窄狭了些,长期在固有领地里,驾轻就熟的惯性会成为一种羁绊。小晴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主动拓展视野延伸触角,增强创作个性对现实题材的消化力度。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蹦极》《麻利花》等表明,她已在坚守中寻求超越,尽力丰富和完善自己业已形成的创作个性

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渗透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那是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追求的目标。贺小晴的作品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描绘得非常真实、真切,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但以更高标准要求,思想蕴涵感觉单薄了些,文化厚重性也嫌不足用非精英知识分子眼光近距离地平等地关注平民,成就了《扶桑》《台风》《麻利花》一系列作品,从思想境界上讲,作者以平视的角度审视市民文化,对市民的凡俗采取认同的立场,妨碍了对历史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深入思考,欠缺了批判意识和对更高层次人生哲理的感悟。要进一步培植、完善自己的创作个性,还须有一种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实现思想和精神的跨越

贺小晴在一次发言中说:“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进行着一场长久的训练,长久的练笔,我在积累,在运气,在我写作之路的前方,我一定要写一部贴近我内心的长篇小说。”贴近内心的长篇小说,一定是一部极富个性魅力的作品。我期待着。

                                              载《当代文坛》2016年第5期



贺小晴《在文学中释放生命的光芒》,201522日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张重光《贺小晴印象:一个“捞妹”的文学梦》(《等你把梦做完》序),海风出版社2012年版

贺小晴《一次假装的抗争与逃离——中篇小说<一个人的瞄准和射击>创作谈》,载当代微信推广。

贺小晴《小说从现实中获得种子,却在内心长成》,当代微信推广

引文均出自贺小晴《花瓣糖果流浪年·自序》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出版。

贺小晴《在文学中释放生命的光芒》2015年2月2日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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